任谁都知道四党联盟已经如此石破天惊，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党派里都必然引起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更遑论是在此基础上更大跃进了不知道多少步的“东亚公社共和国联盟”。
“我们好好的一个政府，明明是战胜国，凭什么要让日本人插手进来？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凭什么能靠混进党内来得到？”
马尚德的质疑也代表了中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中国社会党党内汹涌澎湃的反对之声不说，像进步党的梁启超、国民党的廖仲恺，这些人虽然总体上赞成林淮唐提出的“东亚公社共和国联盟”这一前景蓝图，但普遍都认为真要做到这步，长远来说至少也需要五十年的时间，就算按最快的进程来算，起码也要三十年以上时间吧！
更何况，进步党、国民党可以接受在中国社会党的领导下作为参政党和在野党活跃，但凭什么这些日本人、朝鲜人可以靠着联盟理事会一下子就得到了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呢？这对进步党、国民党这些中国国内的参政党、在野党来说，已经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简直是要挖断命根子的程度。
至于其他细节问题，诸如社会党联盟理事会内部更加具体的人员比例问题，联盟理事会几个关键机要职位的人选问题，跟党内外声势浩大的反对之声比起来，就都是很次要的问题。
具体在东亚社会党联盟理事会的人员比例问题上，林淮唐也自有其用意所在。四党联合不是中国社会党要吞并日本、朝鲜、越南的社会党，而是要真正使四党合并为一体，在初始的一大中委上，中国社会党实在没有必要流露出什么沙文主义的倾向来。
何况即便按照现在双重代表制度的比例，考虑到朝鲜劳动党完全是由中国社会党派出人员手把手建立起来的，越南社会党更是至今还主要是在中国境内活动并以中国籍的党员为主，这百分之四十的票数其实都可以算在中国社会党的头上。林淮唐不说稳稳掌握理事会70%的人头，但要保证中国社会党的意志占据中委的半数以上，确有十足的把握。
此外，占60%的党员普选代表里面，以中国社会党的党组织规模，也毫无疑问可以得到这部分代表中绝大部分的席次。
更不要说在一大以后，后续理事会代表的任免上将不再考虑旧党出身，而是完全参考党员本身的威望、能力。中国社会党拥有最多的党员、最丰富的军政经验，在后续任免上相对日朝越出身的党员优势就太大了。长期来看，联盟社会党内肯定会出现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林淮唐要确保中国社会党的执政意志贯彻全联盟也绝非难事。
何况在联盟理事会之外，还有联盟监察委员会和联盟国民大会的双重保险。联盟理事会的会议上，仅仅用比例制指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名单，剩下三分之二的名单都将采取普遍差额选举的方式从党内选出，只要是普选方式，中国社会党的优势当然就最大，完全可以确保中央监察委员会内的简单多数。
联盟国大作为将来可能是全联盟最高的权力机关，具体到代表如何选举，采取什么样的代表和组织方式，则还在讨论阶段，即便按照林淮唐最理想的计划，估计也要到20年代中期才能完全敲定。
自然，四党联盟一事，有人反对也就会有人支持。
徐特立只和读报的青年叹道：“润寰，从康南海首倡中日合邦之说，再到孙先生主张大亚细亚主义，则冀其速祛狭隘国家种族之见，而扩充其亚洲人民一视同仁之说，勿任此疆彼界，有尊卑贵贱之差，于中国而言断非无理之说。”
名叫“润寰”的读报青年，面向马尚德又说道：“小同志，你恨的日本人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日本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日本人呢？说来打仗的那时候，旧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队进攻太子河之前，还有日本社会党的党员连夜游过冰河，把日军的进攻消息通知给红军呢，这个日本人，你也一样恨吗？”
马尚德略有愤愤道：“先生，您说的道理我岂会不明白。但道理是一回事，感情又是另一回事！像您口中的道理，到底能说服多少老百姓，咱们自走着瞧吧！”
“润寰”一时失笑，又颇被马尚德说的话折服了几分，觉得这又不是一个寻常的中学生，于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马尚德伸出手来做握手状，道：“鄙人蔡和森，小同志……马同学吗？我也是要到沈阳去工作的，咱们今后可以多聊一聊。”
蔡和森与马尚德两人握手言和，林徽因则和伍中豪拉着行李箱提前离开座位走到了车门附近。他们两人不是要去沈阳，而是准备去大连，所以和徐特立、蔡和森、马尚德一行人路线不同，很快便要下车。
随着火车头上鹏腾的白烟消失，林徽因便和伍中豪一起在今年新扩建的锦州火车站下车，准备换乘一班经班营口开往大连的列车。崭新的锦州站月台上人来人往，乘客如织，中间不时还能听到操着朝鲜语和日语交谈的旅人，伍中豪刚准备帮忙提起林徽因放满乐器和素描本的皮箱下车，就看到林徽因一手一边，自己就把几只行李箱都提了下来。
“你真有劲儿！”伍中豪呵呵笑了起来，“听说大连那边日本人更多。”伍中豪侧起耳朵倾听，他也对战争结束以后东北还能见到数量不少的日本人而感到心情微妙。
“二十年前，日本军队在旅大一带实行过惨无人寰的大屠杀。”
林徽因在家的时候，经常听林淮唐讲这些晚清以来中国受外国列强侵略压迫和凌辱的历史往事，所以刚在车站看到写着旅顺、大连车站的时刻表，心情就显得十分低落起来。
“我爸爸讲过日本侵略者是蒙着文明皮肤，却具野蛮筋骨的怪兽。”林徽因微微轻咬着单薄的嘴唇沉痛道，“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军队在旅顺不分男女老幼，杀戮了整整三昼夜，可能杀了都不止两万中国老百姓……现在，为什么又让很多日本人回到大连来，我也想不通。”
伍中豪很感兴趣的东乡平八郎，如果细细算起来，当年甲午战争的时候也担任过浪速号巡洋舰舰长，和中国的北洋水师交过手，而且还曾经违反战争法，把满载中国士兵、已经解除武装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击沉，如果要翻旧账严格清查，完全也能算作战争罪犯。
“我看报上说日本政府提议要和中国一起组织战争历史审查委员会什么的。”伍中豪想到旅顺大屠杀的往事，也有些闷闷不乐，“阿因听过秋山好古的名字吗？他在日本据说也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现在不也被抓了起来，据说还要送到沈阳来审判吗？这个秋山好古好像就是跟旅顺大屠杀有些瓜葛，如果日本政府真能办成此事，那或许他们便是真心悔改了吧？”
林徽因的神色稍稍活跃一些：“你叫我阿因啦！”她又微微雀跃道：“在北京的时候，梁伯伯常到我家讲他以前流亡日本时的故事，你知道吗？我爸爸以前也在日本读书，所以我想日本人也未必多半都是坏人。”
1919年的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的感情确实十分复杂且微妙，可总体而言双方还没有产生完全不能化解的血仇。
日本在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和十年前的日俄战争都大大伤害了中国，可是辛亥革命前后，还是有不少老同盟会对日本寄予厚望，在日本国内也不乏有像北一辉和宫崎滔天这样的大亚细亚主义者积极支援中国的辛亥革命。
在另一个世界，直到日本趁火打劫，悍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中日之间那股复杂、微妙且好坏并存的感情，才开始转向了完全对立的仇恨，巴黎和会上日本人对山东的巧取豪夺，则彻底毁灭了中日和解的任何可能性。
像原本历史上的北一辉，就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才骤然发觉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矛头已经完全指向日本，也骤然发现以前北一辉引以为同志的许多人也站在反日运动的前列，“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政治思想出现重大转变，从此开始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鼻祖。
在没有“二十一条”，没有“巴黎和会”的这个世界，在有着红军已经干脆利落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这个世界，亚洲可以存在一条人们设想过、但即便最大胆的前人也不敢奢望其成功的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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